在经历了跌跌撞撞后，民意测验开始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就是科学化。民意测验的成熟与乔治•盖洛普的名字紧密相连。1935年10月盖洛普创建“美国民意测验所”，并锐意探索民意测验的新方法，对以往的测验方法进行了重大改进。其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用配额等比抽样，摒弃传统样本越多越精确的观点，采取按照全国居民性别、年龄、居

　　住地和收入等配额等比抽取，使得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群能够比较科学地代表全国居民总体。另外，改革访问方式，放弃邮寄调查方法，采用面访法。一方面提高了回收率，同时也提高了问卷填写质量。自此，民意测验已步入借助更科学的抽样方法、更高质量的数据采集方法的轨道，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当然，虽然民意测验开始成熟，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也会影响民意结果的正确性。例如，美国1948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盖洛普和罗珀等民调组织，都预言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获胜。《芝加哥论坛报》甚至未等大选最后的结果揭晓，就在头版以大标题宣布杜威战胜杜鲁门，结果成为民意研究历史上的一大笑话。因此，关注执行也成为民意研究中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话题。

　　我国民意测验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是较早进行民意测验的国家之一。其方法论得益于西方的民意测验的科学化。例如1922年11月，我国举行了第一次民意测验，当时北京高等师范成立14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中，在留美归国的心理学硕士张耀翔的主持下，该校心理学研究室就当时部分时政热点对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调查形式采用匿名问卷，内容涉及总统选举、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公共管理等较为敏感问题。测验结果在《晨报》上公开发表，开了我国民意测验报道的先河。1923年12月北京大学教师也在校庆纪念日时，对参加庆典的来宾进行了类似的民意测验。

　　此后，类似的民意测验不断出现，这批中国早期的民意测验虽然开了我国民意测验的先河，但其社会影响力很小，中国并没有迎来民意测验事业勃兴的时代。民意测验的客观环境基础是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态度。没有这两点的支持，民意测验是不会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的，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旧中国政治腐败，对外媚颜屈膝，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民众在长期的高压统治下变得麻木。在这种政治下，民意测验只能是学术界的尝试和文人们的娱乐。从1922年中国首次举办民意测验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长达27年的发展中，中国没有出现一家专门的民意测验机构，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测验。尽管如此，其间有三次民意测验活动还是颇有影响的。一次是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由当时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先生主持。它的特点有二：第一，首次采用派访问员入户面访的调查方式；第二，民意测验首次被直接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另一次是1938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所进行的读者意见征询活动。该报于2月17日和19日连续两次刊登读者意见调查表，广泛征集读者对报纸内容的评价、意见及改进办法，称这些意见和办法是“极有价值的指示”和改进工作的“准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主办的第一次民意测验活动。第三次是《大公报》在旧中国所进行的一次社会影响最为强烈的民意测验。1942年10月10日该报主持的关于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问题看法的民意测验，共收到读者调查回复答卷1230份，社会影响强烈。

　　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9月，整整30年里，起先是由于对实证社会科学的不重视，1957年后又受“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中国的民意测验处于冰封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冰封久远的民意测验才得以复苏。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民意测验是1979年9月《北京日报》内参部在北京维尼纶厂进行的民意测验。本次民意测验希望了解不同层次的企业职工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例如，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看法、最反感和最感兴趣的事情、认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等。

　　1980年之后中国从事专业民意测验的机构相继诞生，并且由学术性机构为主导向商业机构为主导转变，由个体向组织化转变。

　　198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成立，1986年12月中国社会调查所成立，1992年零点调查成立，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柯惠新教授撰写的《民意调查实务》出版，1998年中国民意调查和市场研究第一次行业代表大会召开，2000年中国市场调查行业分会成立。自1992年以来，仅零点调查实际进行并向社会公开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就超过了600项。日本《读卖新闻》曾在2002年12月24日针对零点调查发布的《中国城市市长支持调查报告》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项“耐人寻味”的发展。今天，对大多数中国城乡人民来说，民意测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人们对于民意调查的真实内涵也越来越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