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该两答”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受访者应该怎样来回答：“你们公司对刑满释放人员和残疾人员有一项特别的雇佣政策吗？”若该部门可雇佣一定程度的残疾人士，却不想要雇佣刑满释放人员呢?否定的回答意味着该部门两种人均不雇佣，而肯定的回答则意味着该部门两种人均雇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问该两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让受访者无法回答，应该避 免。如何避免呢？—— 一个问题中不要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问题。 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典型地导致受访者犹豫不决。这就破坏了对这一问卷的回答，特别是如果这样的问题不止一个的话。受访者断然认为该问题是不恰当的，认为自己能设计一个更好的问卷，或者认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失身份。 带有“或”或“和”的问题，应检查一下它们是否包括两个问题而只要求回答一个。带“和”(and)的问题特别容易出现此种状况。带“或”(or)的问题可能是适当的，尤其如果还加上了一个“是”，而且如果该项问题所涉及的两个对象可假定是相互排斥的。 含糊不清的问题 显然没有任何研究人员会故意使问题含糊不清。然而，含糊不清有时是难免的。有些词本身就含糊、意义不明。譬如说，诸如“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之类的词，可能不是每个受访者都知道的。某些词的意义可能仅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所知。俚语或俗语可能仅为某个群体所知，或者可能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含义。词的含义可因地理区域、年龄、群（代沟）或亚文化群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区别，如果受访者的群体不是同质的，就真正需要交流意见了。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问题措辞中避免使用俚语。最好的预防措施是每个问题都要认真地措辞，并在实际研究之前进行试访问，在年龄、教育水平尽可能多样的人身上试问这些问题，看它们在受访者看来是否清楚。 措辞含糊不清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个难题是，研究人员所得到的实际上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问题的回答，依不同受访者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定。这种错误对一项研究是毁灭性的，因它们很难被发现和纠正。它比受访者干脆不回答还坏，因为若是不回答，研究人员至少可以知道受访者在哪里被难住了。 在研究人员方面，缺乏知识会使之提出一个虽无含糊不清的字眼但在意义上含糊不清的、受访者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这种情况，只有通过研究前的准备工作，主要通过探索性的研究，才能避免。 另一种含糊不清的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这项问题不像一个问题而是像一句话，需要回答同意或不同意，或需要标示对或错。 实例541不当的问卷设计举例 ●您属于哪一类社会群体:金领阶层、白领阶层、蓝领阶层? “属于” 一词在这里是含糊不清的。某些受访者会将此问题像他们对年龄问题那样理解，认为是问受访者目前是在哪一社会阶级里。可是，另一些受访者会理解为问他们现在或终于值得或应该属于哪一阶级。这样你就会有两个受访者，两个都属于白领阶层，但一个回答“白领阶层”，另一个则回答“金领阶层”(其理应属于金领阶层，只可惜不走时运)。 这些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却被作为一个问题含糊不清地提出来了。遗憾的是，类似的问题在耗资巨大的调查中不时被使用。 ●流动人口是导致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的一个因素吗？ 公众对于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治安问题的评判，往往不是有着非常统一的观点，因此，许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也是也不是，全视情况而定”。有些受访者试图猜出研究人员的意图所在，另一些人按他们认为所最可能的、最经常的或大概会怎样的情况来回答，还有一些人则干脆拒绝回答该问题。 有时，我们主观上想要的一个问题，却被答成了两个或更多的问题，而说明不了受访者究竟在回答哪个问题(除非他加上边注标明哪种情况是十分经常发生的)。 措辞水平 问题的措辞，包括这样一些相关问题，如所使用的词汇的难度，语言的规范程度，以及是否使用了俚语或俗语等。措辞是件困难的事，它不仅依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和特点而定，也依研究人员的特点而定。问题的措辞会极大地影响所收回的回答。除语义要清楚无误之外，编写问卷问题的关键因素是简洁，以最简洁的词语表达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编写问题的总原则。当一个词足够时，决不用两个或三个词。较长的问题花费受访者的时间较多，使合作的愿望减少，而且增加了对问题不理解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对邮寄问卷也许更为重要，因受访者必须自己阅读问题。而采取面访方式时，问题是读给他听的，一个冗长的问题读给受访者听时，会有理解和记忆的困难，这时可要求访问员重读它。重读不仅增加面访时间，从而增加研究费用，而且也会使受访者和访问员都不耐烦。 解决了避免含糊不清的措辞和使问题尽量简洁的问题后，研究人员必须决定用什么样的措辞水平是适宜的。如研究人员如果是在研究饮酒行为，那就不应问“你家里有人是酒鬼吗。”“酒鬼”之类词则具有反面涵义，对这些词，许多受访者可能会反感。 措辞困难的程度依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而定。像“信息渠道”之类的词，一般可放心地对一个大学程度的样本使用，但对低于中学教育水平的则不能使用。一般说来，邮寄性问卷的措辞要求比面访性的简单，因为若受访者不懂则无人相助(除非不回答或不正确回答)。甚至在面访研究中，问题也不要超出样本的教育水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受访者窘于承认他们不懂得某个词(尤其如果他们想，具有他们教育水平的人理应懂得它)，以致不要求访问员讲清就随便作答。进一步说，由访问员解释问题的做法应予避免，这一做法破坏标准化， 因有些受访者要求讲清，而另一些则不由访问员阐明问题，还会使受访者的回答产生偏差。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应该用受访者的日常俚语表达他们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受访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友善关系。这对于不需选答“对”或“错”的问题，有时不失为一种办法。然而，在考虑使用俚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这类词的普及程度。如果问卷只是为了问一个小的子总体，这类词可能是适宜的，但如果该研究要用不同年龄群或不同地理区域的总体复制，则使用这类词可能导致不易理解。其二，正像一般人的共性和个性之间有差异一样，一般人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也有差异。一个人说话时说“我不想捣鼓这活儿”，写时则写“我不准备做这件事”。这样，如果你邮寄给他一份问卷，其中写有“你眼下想捣鼓这活儿吗”，他会感到用词古怪，从而可能感到不便于回答，即使他在口语中常使用这类词句。 调查是一条双行道——研究人员和受访者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许多亚文化群保护他们的隐语，不鼓励外人使用它。事实上，一个词当它在较大的人群中或在外群(outgroup)中获得共识并使用时，它一般就失去了它作为内群(ingroup)团结象征的价值，因而常被内群所抛弃。如果访问员碰巧是这个内群的一名成员，他可被允许使用这些词。但调查研究人员一般代表大学、政府机构或市场研究组织等实体，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内群。他们试图使用内群隐语的做法，会被受访者认为可笑(正如青少年憎恶成年人试图模仿他们的发型、穿着和讲话一样)。往往，语言和其他亚文化群现象如穿着等，是内群能引为骄傲的仅有的特征，因而他们对其他人之试图“偷”他们的言词感到愤恨。 这儿有个相关的问题，即为了取得受访者的合作，研究人员必须使他们确信他是一个合法的研究人员。一般来说，他要强调自己是一个“专家”，通常他有相当的权威机构的支持。规范规定，像专家这样可尊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说话不讲语法，也不应讲俗话。调查，作为社会互动的一个形式、是一种正式的或次属的关系，它的进行，目的不是为了使访问员和受访者亲近，而仅仅是为了搜集科学信息。假如调查是在同等地位者之间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内群互动，非正式语言是适宜的。但是，如果是专家或政府官员同受访者之间是一种次属关系，而且这种互动是研究人员所倡导的，则宜使用较正式的语言。 抽象的与实际的问题 只要可能，问题应该提到具体的特定的事物，并得到特定的回答。关于年龄或性别之类的问题是特定的。受访者不仅熟悉这种概念，而且熟悉适当的回答范畴。关于申奥成功之类历史事件的问题也是具体的。对这类问题，尤其是关于很久前发生的事件的问题，所产生的主要困难是由记忆不清造成的。相比较而言，关于幸福、爱情或正义之类抽象概念的问题，要难于回答得多。尽管受访者很可能熟悉幸福的概念，他也可能发现难于回答一个关于其“幸福程度”的问题。像“你如何描述您的幸福状况：非常幸福、一般、不幸福”之类的问题，可信度可能是低的。 看法问题是特别困难的问题。受访者往往并无看法，因从未想过那个问题。受访者担心显出愚蠢，因而必须反复向他们保证不存在对或错的回答。一般要求答同意或不同意的这类问题，像答对或错的问题一样，意指只有一或正确的回答。 诱导性问题 问题应该精心地设计，以便使诱导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诱导，使受访者的回答有偏见，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作某一特定回答的机会。问题应该按其最中立的方式来问。例如，可问“你抽烟吗”，而不问“你不抽烟，是吗”。使问题产生偏见的另一可能是引用权威的话，如，“大多数医生认为抽烟是有害的，你同意吗”。 敏感性或威胁性问题 像性关系之类的敏感性问题，或像自杀之类的禁忌性问题，是易于得到规范性回答的——就是说，这些回答是以规范一以贯之的，即使对特定受访者来说这是些不正确的回答。这被称为社会赞许性偏见。一个规范就是一种关于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陈述。规范可以是允许的，告诉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如“等绿灯亮时再过马路”，“要尊敬你的长辈”，或者是禁止的，告诉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如“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偷窃”、“你不可说谎”。不遵守规范是要受到制裁(惩罚)的，视程度不同，从闲言非议和社会不认可，一直到蹲监狱，甚至走向刑场。社会访问员并无豁免权。如果他们探知某受访者的回答承认犯了罪，他们就必须报告相关部门，否则他们就成为该罪行的同伙。一个受访者通常并不一定担心他的回答会引起法律上的反应，但他必然担心，如果回答有违规范，社会将不予赞许。由于受访者通常从回答问卷中得不到什么好处(除了对研究给予的帮助赞许外)，他常常感到，泄露越出规范的或异常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他会感到有巨大压力，从而不承认自己有违禁行为（如找三陪小姐等等），并声称自己做了该做的事(例如，按时缴纳税金等)，而实际上他并未做。 一个研究人员如何才能鼓励受访者给予真实的回答，即使那种回答是为社会所讨厌的(违犯社会规范的)？研究表明，需要受访者承认犯有社会所讨厌的行为的问题，应该用这样一种方式提出，即假定他犯有那种行为，并使他不得不在确实未犯有该行为(或虽犯有却不愿承认)时加以否认，而不使受访者在确实犯有那种行为时容易地说自己并未犯有该行为（见实例542）。 实例542问卷设计举例 例如，人们可以问如下这样一个二部问题: 1因为工作中的委托关系，近两年来您曾经接受别人的馈赠吗? A接受过B没有接受过 如接受过，曾经接受过几次呢？ A1~2次；B3~4次；C5~6次；D6次以上 但是也可以通过下面的问法： 因为工作中的委托关系，近两年来您曾经接受过几次别人的馈赠? A1~2次；B3~4次；C5~6次；D6次以上 使敏感性问题得到规范性回答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假定对规范无一致意见，如“有些医生认为饮酒有害而其他一些医生则认为有益，你认为如何”。 第三种策略是指出该行为不是异常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它可能有违规范。 此外，还有两条该方面的建议：其一，使用委婉词，例如，称“性工作者”而不称“小姐”，称“流民”而不称“民工”。其二，对要求受访者批评某人或某群体的问题，可允许他也赞扬该人或该群体，以使之不会感到自己是不公正或不礼貌的。 有时受访者根本不知如何回答或根本没有看法。这也是一种关于规范的情况。受访者因不会回答而感到不安，害怕调查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无智慧，或不给予社会赞许。因而，受访者会从问题的措辞或形式中以及访问员的言语表达、声调和面部表情中察言观色，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以便能作出被认为正确的回答。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存在，问题的措辞必须是中立的，不带任何暗示和偏见的，也不引用权威的话。“我不知道”应是这种情况下的适当回答。 还有相关研究表明，对于非威胁性问题，不论问题是开放性还是封闭性，措辞是否艰涩难懂，问题长还是短，问题在问卷中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均无任何不同。而对于威胁性问题，这些因素对回答确有影响。研究表明，由12个字以下组成的短问题比由33个字以上组成的长问题更具威胁性；对威胁性行为的问题来说，较困难的问题收到较糟的回答；威胁性问题如果位置在问卷上靠前一些的地方，收到的回答会比位置靠后一些的更糟。 问题对受访者的威胁性程度因提问，某问题是问一定时期内的一次性行为(回答“有”或“无”)，还是问经常性行为，而有所不同。对简单地答“有”或“无”的问题，看来不会受问题形式和问题长度之类因素的影响。但对经常性行为，若用熟悉的措辞提出，即使问题是长的、开放性的(两端没有封闭的)，回答率也会比较短的、封闭性的、标准的问题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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