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富豪，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煤炭富豪是对高学历人才的莫大讽刺”

　　山西日报一位分社社长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大小小的煤炭富豪(不包括因煤发家但公开身份为其他职业者)最高学历为高中，大部分为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山西煤炭富豪现象是对高学历人才知识致富的莫大讽刺。

　　今年记者回乡，几位幼年的伙伴商议让去年挖煤发了财的“萝卜苗”请客。去年，萝卜苗开了一个“黑窑”，风声紧了就停，风头过去了再开，据说赚了数百万元。萝卜苗带我们在临汾一家很豪华的星级酒店吃饭。酒酣之际，萝卜苗问起我的收入，他对我每月千数元的收入很有些愤愤不平，：“咱们念书那会儿，你学习最好……别当记者了，回来开窑！”

　　因为开煤窑不需要高科技，胆子大就行！所以像萝卜苗这样的一群人，都能成为财大气粗的煤炭富豪。

　　当年小煤窑初兴的时候，山里穷，平川富。有资源没资金的山里人纷纷来到平川寻找合作伙伴，临汾、洪洞、襄汾等较发达县市到处都能看到从汾西、蒲县、乡宁等地来寻找资金、合作办矿的山里小窑主。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让满脑子精明的平川人大伤脑筋，除了极少一部分投资者有所回报外，绝大多数的投资者血本无归。要么是打的矿井“不见煤”(实际情况是快要见煤时，这些小窑主就停止掘进，让投资者追加投资以逼迫他们退出合作)，要么是见煤后就撕毁合同，翻脸不认人。当地至今留传着“要倒灶(倒霉)、去开窑”的俗语。据说，当年因为开煤窑纠纷引起的官司占到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80%左右。

　　“富豪满脑子是封建思想”

　　山西临汾市讲师团一位资深理论工作者在考察调研了乡宁等县的煤炭富豪后，认定山西煤炭富豪所作所为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现代版。“富移屋，贵移妻”是煤炭富豪最普遍的行为。

　　媒体报道山西煤炭富豪不在当地置房产，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晋人发家必修宅”，相当多的富豪发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屋和修坟，这是传统，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山西大院旅游热。山西煤炭富豪在京津沪购买房地产是事实，他们在家乡建豪宅也是事实。进入乡宁县城，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当地一位煤炭富豪的住宅，尽管样式有些土气，但其号称“全县第一高”的规模气势还是令人叹服。据说，早在七八年前这位富豪的资产就达到亿元以上。即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灵石、古县、蒲县、汾西等山区县，煤炭富豪也要修起华美的住宅，这不仅有传统观念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借此能在乡亲面前保持一种优越感，并在同行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

　　修宅之后便修坟。山西煤炭富豪们相信，他们发家与祖坟风水有关，因为怕坏了风水，修坟时一般不敢另迁新址，也不敢大兴土木，但一定要立一块高大巍峨的石碑，一定要请人写一篇洋洋洒洒的碑文，并要将自己的“辉煌”业绩在碑文中宣扬一番。修坟热带动了刻碑热，在运城、临汾、晋中等县市的不少县城，甚至有陕西、山东等地的石匠经营刻碑营生。

　　虽然山西煤炭富豪发家后公开“移妻”的不多，但包养“二奶”、“三奶”乃至“六奶”、“七奶”者却大有其人。临汾市贡院街就因为有许多煤炭富豪在此金屋藏娇而被当地人称为“二赖街”。对于富豪丈夫的这种行径，大多数的妻子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也有少数依仗娘家人多势众而将“二奶”打跑、将丈夫治服的。2002年，汾西一煤炭富豪包二奶，其妻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其妻提供的家产达400多万元，最终富豪向妻子妥协。

　　煤炭富豪们大多不将钱存进银行，而是选择最古老的方式——将成捆的钞票放在自己家里。洪洞与蒲县交界的西龙门山上核桃树多，煤矿也多。有一个煤矿被当地人称为“陈矿”，早在十几年前，作为矿主的兄弟俩就是将成捆的钞票放在自家的核桃木柜子里的。现在的煤炭富豪当然很少有用核桃木柜子装钱的，他们家中都有很现代化的保险柜，有不少的煤炭富豪将钞票换成金条、元宝、银元等硬通货秘密存放。为什么煤炭富豪们要选择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保管自己的财产呢？虽然专家学者有多种解释，但一位煤炭富豪自己的解释应该最合理：把自己的钱放在别人家里晚上就睡不着觉！

　　山西煤炭富豪的手机和汽车一定是最时髦，但他们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使用电脑，在他们富丽堂皇的豪宅内，现代化的设施几乎一应俱全，惟独缺少电脑。

　　山西煤炭富豪在“经营政治”

　　山西师大一位副教授在剖析山西煤炭富豪现象时指出：山西煤炭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政治，而且经营政治的水平超过经营煤炭的水平。副教授所谓的“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成不了煤炭富豪。

　　4月，蒲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地矿局局长刘玉安曾说，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就是管不了私挖滥采现象，既有经济利益问题，也有社会关系问题，总之很复杂。在山西的产煤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往往是当地的煤炭富豪，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轻而易举地逃避甚至对抗从中央到地方对非法开采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打击。山西私挖滥采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归咎为煤炭富豪们经营政治的成就。

　　“只有上面有关系，尤其是和政府官员的大头头有利益关系，才能开矿，也才能挣钱，有钱大家赚，太独是根本办不成事的。”在煤炭大县蒲县的产煤乡镇，当地人与外地人合伙开煤矿时，当地人不用投资，只“负责搞社会(疏通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经营政治最常见的形式。临汾市阳泉沟煤矿“12.2”事故瞒报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派出了调查组进行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指令临汾市检察院介入此案。然而参与矿难瞒报的尧都区副区长王青丽等13人竟没有一人被追究法律责任，13人的全部立案材料也已不知下落。这应该是经营政治的高级水平了。

　　煤炭富豪经营政治的手段无奇不有，而争夺基层政权的控制权是他们最热衷的做法。霍州市靳壁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有人通过大量收买选票当选为“村长”，1人仅买选票就花了12万元。两位竞争者以许诺给村民发钱来争夺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村委会主任的位子，竞争者之一的王某给每位村民1800元钱，花去194万元如愿地登上了村委会主任的宝座。

　　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将子女们安插在政府部门和政法机关，这也是富豪们经营政治最愿意投资的项目。这些以司机、勤杂工等名义进入党政机关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富豪子弟，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拥有“高学历”、高职位的权力人物。记者亲眼目睹了以司机名义进入某县法院的一位富豪子弟，经过上党校、入党等包装后，五六年时间就担任了这个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而另一位拥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富豪之子为县里主要领导开车，在酒桌上很随意地扇了一个乡镇法庭庭长的耳光，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当官的怕开窑的”，记者曾就这一说法的含义分别请教三位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人士。蒲县一位乡干部解释，财政收入主要靠“开窑的”纳税提供，当然要“怕”他们了。汾西县的一位煤矿主解释，“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怎么能不怕呢？洪洞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则说，煤炭富豪背后关系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就会栽跟头。

　　链接娄底矿难背后的“官煤勾结”

　　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10余次下乡暗访，发现矿难频繁的症结在于党政干部参股分红。

　　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娄底市委近日宣布，将惩处涟源“7.26”矿难中“官煤勾结”10名腐败官员。这些官员在非法小煤矿入股分红并充当“保护伞”。原涟源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和煤炭局一副局长被批捕。被捕官员均是官员和煤矿主勾结(简称“官煤勾结”)中的权力供应者。

　　娄底是重点产煤区，境内已探明煤储量11.65亿吨，长年原煤产量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强。和其他产煤地一样，死亡在娄底采煤过程中很常见。1996年至2002年因煤矿安全事故死亡594人。

　　导致矿难的除了瓦斯等地质灾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祸。娄底市委督察室一位负责人说：“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惨案暴露出地方政府和官员对矿主监管的失效，原因主要是有关官员受贿。

　　据娄底市检察院有关人士介绍，原涟源市地矿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汪清湘被查出受贿3万余元。汪的下属龙某也多次接受贿赂。检察院查明：张顺辉、汪清湘所受贿赂的大部分是该市各矿主为“争取本矿上报为省定保留矿”所送。

　　涟源市安平镇新万煤矿1997年瓦斯爆炸死亡15人，其采矿手续被吊销，后一直非法开采。2003年，该矿为进入“省保留矿名单”，矿长送涟源市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副局长张顺辉2万元，张审批签字上报列入。“官员拿了我们的银子就得办事。”涟源一矿主接受采访时说。3年前，他是镇党委书记的“马仔”，24小时开着手机待命为其买单。如今，他可以拍打书记的桌子，让书记听命于他。他说：“老子晓得他的事太多，老子就是他的纪委书记！”

　　被贿赂的官员能够给矿主提供哪些“服务”？以煤炭监管体系最低级的官员之一、涟源市安平镇企业办安监站站长吴少平为例：吴收受5000元，将一个非法开采的煤矿转为合法矿；安平镇一个叫联谊的煤矿相继发生事故，矿长为避免该矿停产整顿，送给吴1000元；该镇新建煤矿连续两年未执行年检，吴收受2000元后帮助补办相关手续。

　　受贿官员官职越高，帮助煤矿的能力也就越强大。近年来，娄底流传一个公开的秘密，“官煤勾结”不只是行贿、受贿，而且是更紧密的同盟：党政官员在各自辖区煤矿里参股分红，充当保护伞，官员和矿主联手牟利。

　　涟源市检察院初步查明：2000年，原涟源市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副局长张顺辉在银广石煤矿入股，分红利5000多元；2001年，张在新旺煤矿入股，分红利1万余元。汪清湘涉嫌假借他人名义在一煤矿投资10万元。

　　山西煤炭富豪富不过三代

　　一位曾担任过某县人大副主任的煤炭富豪文某的儿媳因奸情被驱逐出富豪之家成了这个县的一大新闻。当地人说：文家败了！

　　煤炭富豪文某早在十几年前财富就以千万元计。几年前当地政府修一级公路时，文承诺跨汾河的大桥由自己出钱，但条件是让公路从自己村子里经过，然而当公路修成后，文却迟迟不兑现大桥的费用。从人大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文就将家产给儿子们进行了分配，据知情者说，文将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分给了儿子们，而所有的贷款全在自己名下。分家后，文家家道渐渐呈现出一种颓势：先是全县最好的企业在儿子手中走向衰亡，近千名职工衣食不保，连连上访，全县人骂他是个败家子。分到几个儿子名下的煤矿、焦厂也经营不善。最让他伤心的是今年春节，几个儿子赴北京旅游，其中一子半夜回家，发现妻子和家中的仆人睡在一起，在对两个孙子的亲子鉴定中，一个在这个显赫的家庭生活了十年的孩子竟然与他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与儿媳妇离婚后的儿子受到刺激，逢人就诉说妻子的不忠……

　　文家的衰落虽然是个案，但山西煤炭富豪这一特殊的阶层用特殊的方式聚敛了大量财富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匪夷所思。

　　蒲县的煤炭富豪爱在柏山寺东岳庙许愿，还愿时一般布施都在数万元，据说最多的一次达10万元。

　　襄汾县的几个富豪互相比阔，2004年在北京车展上一下子购买了七八辆奥迪A6，连厂商都吃惊。

　　洪洞县一煤炭富豪给儿子悬赏：打折别人一条腿奖励10万元，儿媳妇生一个孙子(男孩)奖10万元。

　　某县一煤炭富豪为小姐所迷，将小姐以儿媳妇名义娶回家中，父子俩经常打架而被当地人传为笑谈。

　　类似灵石煤矿爆炸案的资源抢夺战几乎在每个产煤区都发生过，“玩大了”的煤炭富豪动用政权力量来进行资源抢夺，低水平的则采用最原始最血腥的暴力手段，前几年某煤炭富豪之子被人绑架杀害，至今是个悬案。

　　在山西煤炭富豪中，不乏有作为的继承人，譬如海鑫、安泰，其第二代掌舵人皆不同凡响，但是这些后继有人的煤炭富豪太少了。绝大多数的煤炭富豪纷纷把子弟送入贵族学校，但事实却给他们开了个大玩笑，大量的金钱换来的是“龙种”培育出跳蚤的结果。

　　山西是一个穷省，煤炭富豪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今天，当山西煤炭富豪以“新晋商”的面孔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语出惊人：山西煤炭富豪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既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一特殊阶层富不过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