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方法之外。每一个有梦想的中国企业家都想建立一个新世界。

 

　　境界不是战术，甚至也不是战略。它是一种使命，更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和灵魂。它代表着企业家能够看多远，超越环境局限的长远目标到底有多大。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是中央电视台激励广告主们的口号。而对于立志在全世界夺标的本土企业，它们的新世界也在自己的心中，而不仅仅是手中。大震荡——明星的落马与出局。一场企业大震荡再一次不请自来。质疑、指控、审判企业人物的风暴，席卷大陆，从中国广阔的边疆，内蒙古、新疆，到曾经领跑中国的珠三角，再到大陆企业国际化的通道——香港、新加坡。一批可谓知名的企业人物，在瞬间即被斩落光环，由“天使”转为“魔鬼”，沉沦而去。这样的企业大事件贯通了2004年的政经大交锋，并向未来延伸。这是自围绕2002年政经大变局以来，第二波以批量企业人物沉沦而引发的大震荡，两者只是在2003年SARS侵袭中国时，有一个小小的缓冲。在试图勾勒2004年中国企业人物的画像时，那些面孔与声音，最标志性的表情或许是异常尴尬的。这些以重大商业丑闻传播开来的企业事件，其内容和精神依旧是分裂的，而且大部分充满盲点。而我们对于这些企业人物的心灵更是知之甚少，直到他们覆灭在瞬间无情的裸露时。对于公众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场对中国商业伦理异常丑陋的体验之旅。即使这样，披露出来的一些图景也无不显示人性复杂的另一面。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在被捕前，曾温情地谈到母亲，“我总是折磨自己，总穷折腾……那么多坎坷，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母，看着她坐在炕上做针线，心就安静了下来，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感情是最真的。”郑所说的一定是北方的土炕，他出生在那里。中航油CEO陈久霖在返回新加坡接受法庭的指控之前，赶回湖北浠水的乡下老家，祭拜祖坟，为父亲操办73岁大寿，其父默默举杯为他的远行敬酒，中风瘫痪的母亲已形同植物人，不能行动，不能言语，但据说在听到自己的儿子回来时，泪流满面……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面前为此掩面啜泣；而德隆唐万新在其父母辞世后，数月内不能工作……一幕幕让人唏嘘的人生场景，只是在证明，这不是一些什么十恶不赦的人物。但法庭、监狱在等待这些人物，下台和沉沦等待着他们。那么，他们的“罪与罚”到底是什么呢？

 

　　罪与罚。真相还在追查和揣测之中。但漩涡和震荡已经扩展。2004年岁末，一夜之间，塞北呼和浩特成为新闻的重镇。原因极其简单，伊利董事长兼CEO郑俊怀和公司的高管们突然被检察官带走。随后浮出水面的故事，彰显了20年中国企业史篇章中，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人物、逻辑和命运。22年前，服从组织分配到红旗牛奶厂的郑俊怀，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包头的监狱终结一个内蒙古的传奇。这个寡母一手抚养长大、秉承“有骨气穷人”家训的人物，莫名其妙做起企业的人物，似乎偶然间成就了一个边疆的企业传奇。北方草原的历史，第一次通过一滴滴牛奶，演变为大企业崛起的现代商业图景，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伊利一直扮演着中国股市“优等生”的角色。但在华世商贸、金信信托这些身份隐秘的公司逐渐浮出水面后，郑氏对国有企业伊利的所谓隐形MBO的曲线，已经轮廓初显。这些公司内幕事关郑牢狱之灾的要害：涉嫌挪用公款购买公司的股份，伊利国有股的低价转让。经济时评家水皮对此评论，这已毫无悬念。可他还是忍不住惊呼：郑俊怀也算一代枭雄，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是中了别人的埋伏，还是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答案被追问而不明，在不断升级的震荡中，又传来当地政府“接管”伊利的新闻。几乎同时，德隆的灵魂人物唐万新被正式批捕，关押在武汉的监狱，准备接受审判。此前，唐在北京被监视居住，配合华融托管，重组德隆的资产。2004年一直作为焦点财经大事件的德隆危机，要以此划下一个段落。此前，唐蓄着胡子，桀骜不驯，非常不职业的商界精英的形象，在各大媒体雷同出镜，与一波波汹涌而来的德隆内幕的披露，牵动着危机中的各方政经力量。只有在新疆东西研究院院长唐立久笔下，可看出德隆曾流淌过80年代理想主义的源头。亦商亦学的王巍以《还有什么比拯救德隆更重要》，严加批判：“正是中国章法无度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德隆的昨日，也导致了德隆的今天。”德隆危机几乎囊括了20年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核心问题。而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议，中国股市最大的庄股，产融结合，民企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撞车……在整整一年的激烈交锋之后，都隐退了。舆论的中心现在是，唐万新要面对的量刑，是无期还是10年？是非法集资还是……即使以最悲观的情绪，从伊利和德隆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们所想象的最边疆地区，也已深深卷入创立现代企业的大潮，而且震动了主流。这实际彰显了20年中国商业史巨大的可能性。但仅此是不够的。在海外，中国企业界还以两张异常尴尬的面孔告别2004。两个民企和国企的明星代表，骤然惊爆丑闻，掀起海内外狂澜。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步出香港廉政公署时的一瞬间，羞愧难当，举手挡住蜂拥而来的电视镜头。这个中国家电的重量级人物，涉嫌挪用香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的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在香港被廉政公署严密调查两年后被拘押，等待接受开庭审判。本来4000多万元的资金，对于100多亿身价的创维，何止区区，即使是真的“挪用”，在其它地方也绝无此落马一幕。但在《公司法》规范的地方，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盗窃”。而在谁举报了黄宏生的追问中，创维十几年以来，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尖锐冲突，再次被披露。中航油股份有限公司CEO陈久霖，也在新加坡被拘押，等待法庭的审判。其炒作石油衍生品交易，巨亏5.5亿美元，使中航油资不抵债，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事实，瞬间将这个明星企业家满身耀眼的光芒斩去。尽管，深度的新闻调查，已经为陈的倾覆勾勒出轮廓。有既不服从国内国资规定，也不遵从海外上市公司的要求，还有欺骗投资者的“罪名”，但这个平民子弟的企业奋斗史，还是隐含了一个建立垄断航油国企的惊讶“传奇”，意图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之外，建立第四个中国石油“垄断帝国”。当陈在新加坡面对媒体，以《易经》和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的训喻，度己省身，而“大柔非柔，至刚非刚”这样扑朔迷离的中国哲学背后，是垄断国企即使披上最耀眼的国际化外衣，也不能改变其管理基因的现实。再回到大陆，历史的旧账似乎还是要被“清算”。在广东三水，健力宝的乱局，正在将一个神秘已久人物的面纱褪尽。张海，一个年轻的大亨，“资本大鳄”，在另一个大亨徐明发起的“10月足球革命”中曾有一番风光。而在健力宝股权转让，演变为一场政经界混乱的格斗之后，迅速坠入漩涡。南方的一家财经媒体，暗示他挪用健力宝资金，用于资本操作，致使健力宝资金链断裂。而两年前，张意外入主健力宝时的国有资产收购、转让成为新的敏感地带。此时，“一个资本家的离奇发迹史”，试图清晰张海身上那些神秘的篇章，而神秘传诵的张在十几岁之时，以气功大师和藏密大师传功送法而原始积累的故事的惊爆，只是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商业在原始积累时代沉淀的那些异常诡异的通道和篇章。绵阳再次被新闻聚焦。原长虹CEO倪润峰的去向再次被追问，倪被“双规”的传闻甚嚣尘上。APEX事件最终像一个毒瘤般发作，长虹巨亏最终无可躲避，但谁要为此负责？谁将为这家政经博弈中的企业宿命买单？就连低调于顺德的“美的”，还是陷入被审计的传闻漩涡之中。数年前，何享健演绎的堪称最为低调的MBO，再被提及。一场贯通大陆各界的郎咸平事件之后，一种追查历史的气氛在蔓延，任何一星火花，都能点燃熊熊的大火。只有TCL移动总裁，TCL与阿尔卡特移动合资公司CEO万明坚因病“下台”，是一个例外，似乎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业绩不佳使然。但万明坚以本土手机业的新力量崛起，曾是TCL一面不大不小的旗帜。在李东生国际大整合的中途，万明坚的出局，是否是一个信号？对于正在以跨国并购寻求战略突围的中国大企业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一切再一次被极度压缩，中国企业老命题与新问题聚合在一起，震荡接连爆发。

 

　　一波又一波。李经纬再次出现在健力宝的乱局中，坐着轮椅，被推到了前台。媒体对当时现场的描述是，三水的健力宝员工呼喊着“李总”，纷纷拥上来与他握手，大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什么。李经纬，一手缔造健力宝的人物，在健力宝变局中，最标志性的定格是其仰面问天落泪。彼时，张海入主，李经纬的MBO被当地政府拒绝，并以涉嫌经济问题被拘押。随后，广东省人大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王安在其民间观察日记《25年》中，一改俏皮文风，对其的写作极其简洁：长青树倒下了！还记得上一波企业大震荡吗？公认为企业界枭雄人物的仰融，原华晨董事长，也在一场与地方政府对华晨系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争夺中，出走美国，身后是辽宁省发出涉嫌经济犯罪的逮捕令。一场内部斗争演变为国际诉讼。彼时，还没有“红”极一时的香港财务学教授郎咸平，曾作为国家与仰融之间的第三人，意图调停和化解这一场核心围绕产权的交锋。其后，不了了之。在那一波大震荡中沉没的人物，可谓显赫：欧亚农业董事长杨斌、原中行行长王雪冰、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蓝田股份董事长瞿兆玉……后来是上海的首富们、地产大亨们……他们曾是一个个庞大企业帝国的掌控者，有着超常的中国式的个人奋斗史，穿越时代变局所设置的重重陷阱，才拥有令人赞叹的辉煌与荣耀，最终却陷入“身败名裂”。2002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关，众所周知的独特的气氛和构架，圈定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围绕那一年异常惊心动魄的人物大洗牌中，相当的人物或平步青云，或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有相当一批“大人物”的命运却是“沉没”。笔者曾对此分析，这些在大体制中演变出的人物决不单纯是“被贪欲击中，超越法律之上……”，被这些过于空泛的罪名所击垮。他们与其说表面上是被加强“监管”的政策所击倒，毋宁说是毁于历史上早已掩埋下的“地雷”。他们的沉沦更多是来自旧有体制的不完善，是体制累积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砥砺求新的企业家？但这一笔历史糊涂账最终得被不断“清算”。在某种意义上，极其聪明的英国人胡润的“中国制造”——中国百富排行榜，在那一波企业人物沉沦中引发的争议，只是一个历史的表象。表面上是因为庞大财富赤裸裸的显露，引发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历史的追查，导致中国企业人物的沉沦，其实是转型社会中迅速膨胀的企业，以及背后章法无度的政经交易的企业经营行为所致，而且与权力斗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在2003年因为SARS侵袭中国，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转向积弊丛生的社会问题时，山西闻喜县的两声枪声，河北徐水县的逮捕令，还是再次将公众的目光带回企业大震荡的波浪之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一个同乡企业家所杀，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法庭判刑，牵连妻子“外逃”。前者，以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引爆人们对财富阶层生存环境的关注，社会正在扩展的“仇富”情绪，还有已经喧嚣了10年的似是而非的企业家“原罪”；后者，则在有识之士、舆论的强大声援下，以异端而拒绝官商勾结游戏的孙大午，最终走出羁押了自己半年的看守所。媒体记者细心地注意到，孙在看守所，通读了15本《中国通史》。显然，牢狱之灾，让孙不得不思考命运本身。所有的案例和思考，都一再引发公众对本土企业基本价值，以及其背后体制环境的追问。

 

　　追问。有一个围绕2004年度经济人物的现象依旧值得思考：在郎咸平没有被选入央视2004年经济年度人物时，引起轩然大波，郎为什么没有被选入年度人物，成为喧嚣一时的追问。最终，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公众如潮的掌声中，激情演讲，含泪捧走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的奖杯。他们都不是什么企业家。前者是一个学者，挑起一场贯通中国的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始作俑者，其所获得的人气，是公众对国民财富被“窃取”的愤怒；而后者是一个官员，席卷中国“审计风暴”的推动者，成为敢于挑战权威，铁面无私的国家英雄。应该说，他们所获得的公众声望，有一部分是共同的：揭露和指证了企业界的“不法”，并最终影响政治。而中国的企业人物再一次在衡量经济进步的价值天平上，没有成为主角。无论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如何冒着足以致命的风险，开辟国际化的新战线。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最终让中国当代商业史，在其20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依旧充满动荡和深不可测的命运危机。这不仅是企业人物的沉沦或企业的危机，而且演变为一场本土企业主流价值的塌陷。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本土企业群体的危机。人们不免困惑：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与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随的中国当代商业史，其20年的价值尺度如何刻下？人们不禁追问：中国政治与企业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一场以社会基本伦理为代价的致富和崛起，还要继续吗？模糊的中国竞争力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最终，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展开其内外“合作秩序”？在一场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现代文明大扩展中，获得主流价值？■(记者袁卫东)

 

　　大交锋——决定企业命运的力量

 

　　内部秩序斗争。连绵不断的企业大震荡，另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因为在中国企业内部，还缺乏现代尺度的“合作秩序”的扩展。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中国企业内部的商业伦理和价值传承依旧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当20年前，中国人朦胧的市场化理想，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演变为商业和公共领域中职业伦理和信任体系的沦丧。曾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企，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在中国商业化的时代，企业内部“合作的秩序”，竟然退回到国家权力和血缘基础之上。这是任何宣称中国将创造如何伟大商业帝国的人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尴尬的企业基因版图。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以职业经理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取代公司创始人及其后裔掌管公司经营大权，作为现代公司崛起的分水岭。但在中国，这样的时代是以极度压缩的方式演进的。让创业老板接受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甚至让出股份，在权力和文化上接受、分享职业经理人，如果将这一场转变描述为毫无痛苦的成长，那绝对是颠倒黑白，因为，这更像是一场延绵的战争。在整个90年代以来，日益浮出水面的是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角斗，家族企业内部的控制权斗争，甚至国有企业围绕控制权展开的斗争。这并不是小说和电影里惟妙惟肖的表演，而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企业现实。关于“主人和保姆”关系的伦理争论，在贯穿整个90年代关于中国职业经理人缺乏的大争论，于郎咸平事件中再次登场，并从民企延伸到国企，成为中国企业难以长大和难以专业化的一个基本难题。笔者曾在《黄宏生尴尬的面孔》中，提及香港廉政公署拘押黄宏生，人们发出的追问——“谁举报了黄宏生”时，指出这个看似考验企业内部忠诚的问题，应被还原为在20年中国企业史上，黄留下的充满创业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内斗故事的深深印痕。这一幕留给中国公众的印象，远远超过创维的品牌内涵。4年前，当创维“陆强华事件”经大众媒体参战，升级为经典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对决，牛津大学博士张维迎出现在讲坛上。这个陕西口音的北大经济学教授，注定与中国企业20年来的一些关键命题相关。当时还不是郎咸平所攻击的“民企和国企联手掠夺国有资产”的问题，而是经理人的职业伦理。张站在其一贯维护的“产权”一边，批判中国的经理人缺乏职业伦理。关于中国缺乏职业经理人的感叹，弥漫于社会与企业界，成为中国能否建立成熟企业的一个悲观的坐标。这样的判断，与中国转型社会普遍的伦理失陷结合，就是郎咸平最近批判的中国严重缺乏“信托责任”，俗话说，就是请来打扫房子的保姆，摇身一变成为主人。但有一个异常简单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中国企业界深加思考。这个正在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上博弈形成的“合作秩序”，实际需要的是双向的伦理建设，也就是张维迎还有的一句俗话：“保姆的职业道德也是主妇培养出来的。”但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际化的压力。国际化是本土企业寻求价值突围的一个新的通道和旗帜，但也是本土企业可能遭遇大震荡的新动因，在未来会出现目前难以想象的重大事件和震荡情形。10年来，跨国公司通过对中国国家战略——“以开放促增长、以开放促改革”——的充分利用，与地方政府的GDP主义结盟，以全球的产业分工，以WTO的国际谈判框架，以世界企业的价值和商业伦理，甚至以企业公民为旗帜，在华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略深入。最终，世界500强崇拜和情结，成为中国企业界想象的最高标准。但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的道路并不顺利。以低成本扩张和价格杀手为竞争力的企业价值链，不断被欧美祭出反倾销壁垒所阻击，大企业亦遭受重大打击。彩电霸主长虹因APEX事件，折戟于美国市场，一代家电巨头倪润峰就此黯然退场，就是典型案例。至于香港、新加坡不断爆出的大陆上市公司重大丑闻，一再拷问大陆商业的基本伦理和诚信，及其法治的水准。而温州商人在西班牙遭遇的焚鞋事件，则典型展示了“中国制造”所展示的商业伦理和形象，在当地所引发的恐慌、不被认同，甚至仇视；而那些貌似强大的国企在拉美投资遭遇工会问题等阻击，却显示了国内企业长期以来在劳工权益上实际的缺失。当中国商人带着原始积累时期所形成的章法无度的企业经营习惯，寻求国际化的生存突围时，他们第一次要在非中国式的环境中，寻求企业新的成功之道。显然，商业必须尊重现代文明的价值。在全球竞争力和价值链的版图上，中国企业都必须确立自己明确的能够经受检验和认可的商业伦理和企业价值。在国际化过程中，新的企业价值必然与旧企业行为冲突剧烈，或许只有震荡、法庭、监狱、彻底的伦理批判和痛苦，才能使这些在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企业和人物彻底被降服，才可能吐故纳新。对于本土企业而言，2004年以来，激烈转型社会空前爆发的社会压力，政经体系新的变局，一大批企业人物在操弄原始积累时期形成的企业习惯时，与国际化规则冲撞而沉没，显示了20年来中国企业史一个分水岭时代的到来。一系列力量的挤压，使真正本土的企业力量，围绕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被迫要同时在3个方向寻求企业价值的重建：在全球竞争中，寻求突破被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在剧烈转型社会，寻求获得主流的价值认同；在对内和对外寻求突围时，建立清晰的商业伦理。只有在这样的坐标上，喧嚣一时的所谓“中国共识”，才能从“后发优势”的沾沾自喜，上升为与美国、日本等现代商业文明崛起，同样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崛起”。2005年一开年，中国商业界似乎真的进入了一个“丑闻的季节”。一些明星公司相继出事，企业家的职业操守面临空前的质疑。从已经公开的资讯来看，丑闻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而这些丑闻的共同特征便是，企业家涉嫌以各种非法手段挪用或侵吞企业资产，并造成本公司巨额的亏空。“丑闻”，正把一个近乎让人绝望的问题悬浮在人们的眼前：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总是喜欢掏空自己的公司？为什么他们不惜亲手搅乱公司正常的秩序，甚至纵容明显不合法或者肯定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为什么他们的精明、持重、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某些时刻会荡然无存？在这样的追问之中，分明地透散出丝丝的悲凉。如果我们不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进行剖析，那么我们将被这些此起彼伏的丑闻事件逼进一个人性的死胡同。剖析这些丑闻，一个十分显在的共性是，它们大部分都发生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里的国有企业身上，经营者正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或振兴者，而产权改革的滞后或被冰藏则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窘境。性质相近的丑闻事件频频爆发似乎预示着，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公司的民营化运动突然止步，并拐入一个十分敏感的摇摆期。

 

　　【“丑闻”解读一】侥幸的柳传志与不幸的郑俊怀。1994年，联想公司在业务上陷入空前的困局。在开明东家中科院的支持下，联想的股权进行了明确划分，确定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联想自身占35％。依照政策，联想属于国有资产，股权归国资局所有，中科院无权划分，于是方案又被“变通”为股东给予联想员工35％的分红权。10年后，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100倍了。”言辞之中，分明是百般的侥幸。与柳传志的侥幸相比较，一月前被拘捕的伊利集团前董事长郑俊怀则显然是硬币的另一面。柳传志的侥幸取决于三点：一，当时联想的公司规模不大，二，公司业务陷入困境，非经营层努力不得其解，三，宏观政策环境鼓励产权创新，又凑巧碰到一个开明东家。以上三点在客观上促成了联想的产权变革，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构成制度创新的前提，如果形象比喻的话，这倒很像一场没有底线的、讨价还价的游戏。大凡不是在中国商业界深潜过的经济界人士，很难想象最为刚性和严格的公司产权变革会是在这样一种充满了偶然、变通和侥幸的氛围中寸寸前行的。而今天的产权改造环境则恰恰与柳传志当时呈截然相反之势：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很多国有公司在经营者的主观努力及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企业资产已成相当规模。产权改制的动机从“脱贫解困”变成了“利益分配”，于是，博弈油然而生。郑俊怀及伊利6名高管被刑拘的理由是因为试图MBO，但从目前透露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对伊利的股权变动并非不知情，甚至，这种行为的本身获得了地方政府某种形式的默认。郑俊怀的前副手路长全日前便向媒体证实，2001年在公司高管会议上，郑俊怀曾向管理层说明，“市政府为了激励大家对高管持股已作了批示，在座40位高管每人会获得相应股份……当时所有高管都签了字，用来代表管理层收购的公司就是金信信托。”而到了2004年底，伊利的发展已进入一个较稳定的平台期，而中国奶业市场大重组即将开始，便是在这样的时刻，当初的默契成了今日的违规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的郑俊怀们终于在新一轮的资本重组中黯然出局。如果说，柳传志是因为时运凑巧把“生米煮成了熟饭”，那么，郑俊怀就是在“生米煮熟饭”的过程中，突然被人掀了盖子，于是便成了一锅尴尬的“夹生饭”。

 

　　【“丑闻”解读二】必然发生的倪润峰事件。放在3年之前，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倪润峰将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但是，如果从体制上分析，倪润峰走到今日却是必然之事。对于长虹、中国彩电业和四川来说，倪润峰都是一个绕不开去的名字，他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军工小厂，扩张成中国最大的彩电公司，1998年鼎盛时期，长虹的产值占到四川全省工业产值的1/9。倪以霸道决然的经略风格而成一代枭雄。但是，就是这样的枭雄级人物，在产权改造的舞台上也柔弱得像一根苇草。他早已深知，在完全市场化竞争的家电业，没有彻底的产权改造，长虹决无可能走出太远2000年以来，倪润峰3次进出长虹，次次均与长虹的民营化改造搁浅有关。直到今日，他的所有努力似乎已付东流：长虹的MBO之路被彻底堵死，他已走到了60岁的“法定下岗日”，而说不清、道不明的40亿元应收款亏损赫然浮出水面。2004年12月30日，出身长虹、多年支持倪润峰搞产权改革的绵阳市委书记黄学玖突然被上级宣布免去一切党内职务，据称他被免职的原因是被人检举驾车撞死人，找他人顶罪。但是，免职事件发生在长虹巨亏案的发生期间，仍然引发各界无穷揣测。长虹集团不得不向媒体分发澄清声明，表示与免职事件并无干系。但是，从客观的情况来看，黄学玖的下台分明预示倪润峰在这一轮政经博弈中的“完败”，如今在绵阳休养的他如能“平安着陆”便已是万幸之事了。就这样，企业家名誉扫地，大股东巨额亏空，公司身陷困局，政府进退维艰，围绕长虹而展开的一场政经博弈终于闹成一场双方均无退路的僵局而无法罢手，其间的尴尬与辛酸又可与谁人去说？著名咨询师赵民先生在评说长虹事件时曾分析道，像长虹这样的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大型公司，其真正战略决策者在企业外部，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它们的失足是必然的。赵先生的话其实只说出了长虹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像长虹这样在市场搏杀中胜出，而必须继续在市场搏杀中生存的公司，如果不完成所有制改造，它们的殒落依然是注定的。

 

　　【“丑闻”解读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健力宝。在地方政府处置企业产权的过程中，对现有经营者的无情排除，与对外来力量的盲目信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与那些娴熟的资本庄家的过招中，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至今风波未了的健力宝产权纠纷分明地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健力宝创办人李经纬与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在产权上的竞斗由来以久。前些年便有报道称，早在1998年，健力宝筹划H股上市，在万事俱备之际，政府以李团队中多人没有香港居民身份证而不同意他们购买H股原始股，李经纬在再三争取不果的情况下，一怒而放弃上市使公司痛失融资机会。从此，政府与李团队互不信任，关系急剧恶化。2000年，三水区突然宣布以超低的价格将健力宝股份出让于年轻的股市庄家张海，并宣称李经纬有侵占公司巨额资产的嫌疑。其后的戏剧性情节便为众人所知。从未有实业经验的张海匆忙中推出声势浩大而实效俱无的“第五季”、“爆果汽”广告运动，结果以销售惨败而落幕。其间，一些在资本市场上颇为活跃的人士纷纷扑向健力宝这块“肥肉”，连因出售“小护士”而拥有大笔现金的李志达也参与其中，并险些一招得手。在张海与李志达的争夺中，三水区政府表现得左右摇摆，时而支持张，时而转向李，而被庄家们玩在手中抛来抛去的健力宝却在这样的争夺中早已滴血不止，元气大伤。在一片怨声大作之中，政府突然又开起掉头车，请来已被气出大病的李经纬再度出山，希望他能收拾残局。这正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直到今天，健力宝的这出股权争夺大戏尚未落幕。但是一些客观的结果似乎已经出现：首先，经营者缺乏应有的产权激励，经营业绩与报酬严重失衡，导致经营者的心态扭曲，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竟成对立之势；其二，拥有产权处置权的政府对经营层极端不信任，转而试图从外部寻找产权改造路径，国有资产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者的猎物。事实上，今日发生在健力宝的一幕，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5年前的科龙产权事件中，类似事件都发生过。1999年初，科龙创始人潘宁与大股东顺德市容桂镇洽谈购买股权而不可得，不得不“含笑”离职出走北美。一年多后，科龙陷入困境，容桂镇镇长亲自出马担任科龙总裁。又一年，以3.48亿元的超低价将科龙20％法人股售予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顾雏军。今日，一切尘埃落定，当年中国家电业最具先锋气质的科龙家电已不复存在，而有谁对此负过什么责任？如果说，经营层MBO因为缺少透明的操作流程而有资产流失及不公平现象的话，那么，健力宝、科龙式的改造途径则产生了更大的经营风险和交易的灰色性。当实业家们被无情地阻挡在他们开创的事业殿堂之外，而所谓的资本掮客们则得以轻易地从小门从容进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一面。也许今天，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当初以3.48亿元，甚至高出3倍、5倍的价格把科龙卖给了潘宁，如果健力宝的股权风波不必发生张海、李志达这样的插曲，那么，国有资本的增益与流失到底会怎样？科龙和健力宝是否会走得更健康和顺畅一点？这样的“沙盘推演”已经失去实际的意义。

 

　　“丑闻公司”的共同成长路径。所有熟悉中国民营公司成长历程的人士都知道，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产权改造一直是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产权改造是否成功成为一家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的前提，早在10年之前，广东企业界就有了“改到深处是产权”的感叹。在1999年前后，中小型公有企业的产权人格化改革曾进入过一个高速推进期，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量国营或集体企业被改制。资料显示，目前浙江全省的国有和集体企业，96.7％已经完成转制，江苏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改制面已达94%，其中，中小企业改制面突破96%。有理由相信，近年来江浙两省企业普遍向好，与这项改革措施密不可分。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现状是，这项颇有成效的产权改造运动是在纷议重重和并不规范的政策环境中完成的。由于缺乏公开的竞价平台和明确的政策依据，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改造都是变通的产物。往往，那些企业规模不大，业务成长不稳定的企业最容易完成改制，而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企业则难度很大。一一审视近期爆发丑闻的这些公司，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共同的成长路径：在创业早年，因客观原因，这些企业往往带着国营、集体的红帽子，其企业所有权或控股权大多属于当地县、镇乃至乡一级政府。企业成长过程中，经营者为了获得公司的资本权竭尽全力，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手段的高低巧妙，时机的拿捏把握，唯有少数的修成了正果，而更多的则结局不佳。特别是那些众目睽睽之下的大公司，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产权改造便越是困难。地方政府则身处两难，把一个会生蛋的金母鸡卖给自己的“保姆”，谁敢承担流失之责？于是，便出现了“宁与洋人、外人，不予家人、仆人”的现象。这中间的种种微妙博弈，构成了当今中国商业最生动而暧昧的风景。时至今日，郎咸平式的追问固然看上去正气，听起来解气，但是，是否真正有益于中国公司的健康成长和民营化趋势，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国有资本在非垄断性领域的竞争弱势，举世皆然，或许已不需要太多的论证。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是，我们究竟应该通过怎样公开、公平和合理的方式，让改革的成果真正分享于那些财富的创造者们。如果这个课题迟迟悬而不解，当今中国的企业家们要想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恐怕也是一件大大的难事了。

 

　　被“丑闻”掩盖的真相。当前的这些“丑闻事件”，其实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搁浅后的一个直接后果。可以预言的是，如果这项改革始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竞价平台，在今后的时间里“丑闻事件”将无终止之日。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路摇摆。一方面，国家似乎仍然在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就在1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在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吉林省卓有成效地进行企业改制的经验。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则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将那些效益较好、已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机的大型公司关闭在产权市场化的大门之外。特别是在郎咸平风波之后，经营层MBO颇有被妖魔化的趋向。与思路摇摆相关的还有，直到今天，国有公司改制的法理前提，依然建立在一时一地的政策宽松以及地方政府的开明与否上。尽管早在1999年，各地就建立起不同层面的产权交易所，但是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基本上都形同虚设，只是合法化转让的一个摆设而已。几乎所有的产权转让都是在变通和妥协中完成的。在较早开展产权改造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过花样百出的股权转让模式，不少知名的经济学家都亲身参与到这些改制方案中，许多巧妙高超的构想均出自这些学者之手。因为本无规矩可依，所以何来规范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迄今所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的转让，都是变通的产物，换而言之，都具有将之描述成“丑闻”的可能性。中国企业家处境之微妙和险恶，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乃至世界公司改革的经验表明，没有明晰的产权人格化，任何企业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中都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成长。企业家对资本的追逐天性，并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而稍有改变。特别是，当这个群体认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出现巨大反差之际，再惊险的冒险他们都会不惜尝试。当变通无法实现的时候，铤而走险便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丑闻”的土壤便渐渐生成，在资本的诱惑下欲望层层叠叠莽然杂生。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掏空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公司，这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它与人性不符。但是，没有一个市场竞争下的企业可能在产权完全虚置的情况下不被掏空，因为这也与人性不符。大革新——企业价值的自我修复。透过20年那些眼花缭乱的繁荣表象，不断轰然倒下的庞大企业背影，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企业赖以长存的东西，不是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获取，而最本质的是现代企业基因的根植和成长。这才是企业源流中，真正富有价值和生命力的部分。在企业大震荡的冲击波中，那些自觉对中国式企业膨胀进行自我革新的本土企业探索，是一个在20年企业史尺度上值得衡量的新动向和新价值。

 

　　20年怎么刻下。在2004年深秋的一日，联邦家私董事长杜泽桦，驾驶着一辆10年以上的老奔驰车，赶往其一手创办企业的20周年庆典。如果以20年的图史来对照，这个在1984年还是一头卷发，穿着白衬衫，踏着拖鞋的“广东仔”，现在也早已是一副标准的中国公司董事长的形象。在全球标准的框架上，寻找自己的竞争力和生存版图的中国企业，这反倒是一个拐点。它意味着中国企业摆脱传统政经外衣的新路。商业运行潜规则的“中国特色”失去光芒，不再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当商业从以前的外衣中走出，变成商业本身，当那些曾经局限在某些地域或领域的特殊的成长基因，被更为普遍的规则所取代时，这一切才是真正可以值得预期。20年是一个里程碑。一批中国企业，诸如联想、万科等都迎来其企业史20周年的时刻。对比这些已经相当知名的企业，浮出水面的联邦，似乎更像是一个纯粹起源于南方的20年民企故事。而联邦赖以起家的家具行业，因为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这个价值已达2000亿人民币的边缘产业，才在大国战略博弈的尖锐冲突中，骤然被放大，引人瞩目。这家起源于珠三角南海盐步镇的企业，为什么恪守了最初6个自然合伙人一起创业的“合作秩序”，专心在家具业这样并不被认为重要的行业，探索潜行？如果说，这一段浮出水面的20年企业史，还具有什么公众价值，就在于其持续的探求：自发的现代企业基因，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成长为具有全球标准的竞争力？这应当是这个时代的商人们孜孜求解的核心命题之一。

 

　　现代基因的成长。以20年的长度来检视，联邦奠定其源流，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在创业最初就选择了以股份企业建章建制。在中国《公司法》还没有出台的年代，6个自然合伙人草拟的股份制堪称原始，但丝毫没有削弱其作为新“合作秩序”起点的光芒。随后的进程，让这样的选择历久弥新。联邦没有陷入中国民企普遍盛行的家族制，也没有向“傍权力”的方向发展，有其自发的现代基因框定使然。以20年的长度来看，联邦所靠近的源流中，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回归到呼应和满足中国人对新生活最人性需求的消费潮流，并决心在其中扮演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最终要以什么“主义”来统领？这个名词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崇的“现代”一词。事实证明，这种已经持续了20年的消费潮流变迁，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力，最终比任何政治潮流更为长远，这正是中国人一直渴念建立的百年企业秘密所在。而此时，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定位的旧有企业资源，已经无法为正在出现的新生活，提供任何市场灵感。一场全面的“新洋务运动”，席卷整个大陆，为一种即将出现的新社会生活提供指引。当年的杜泽桦自然无法回答如此精深的问题，只是直觉到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家具，其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是更为市场所追捧的商品。其以自然北欧风情的原木家具，一炮在市场打红时，背后已经有向全球扩展的瑞典宜家的影子。而后来联邦所自觉实践的“原创”，实际还是以西方现代风格作为主要参照，融入中国本土的文化元素。在政治层面讨论中西结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在商业潮流上，并没有太多的禁忌。对于现在正在以“中国崛起”闻名的这一场经济革命来说，当时开始于南方的实验序幕，秘密在于它是一个正在出现的新世界，不但在于创立企业的自由，而且也在于缔造商业观念的自由。联邦所靠近的“现代基因”，在这样的南方氛围中拥有了成长机会，但其最终演变成游戏规则本身，则堪称痛苦、曲折。对这一幕的深刻见证者，是一个名叫石松的女人。90年代初期，从其只带着一箱子书，从武汉坐火车南下，出现在南海盐步，后来成为联邦的营销总裁，直到以联邦小股东的身份离开，10年之间，历尽一家原始的股份制企业，经受职业经理人的冲击波。这个干练女人，原来是武汉家具厂的老总，属于处级干部，在当时的家具业已经很有名气。在当年谋划与杜泽桦在武汉的“资本嫁接”合作，最终在国有体制中终结之后，意识到原有体制必然结局的石松，在一个还显简陋的民企，和一家数千人大国企之间作出果断的价值选择。这些细节，展现了联邦接纳职业经理人冲击波中富有激情的一面。但在水面以下，是痛苦的部分。让联邦创业老板，接受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甚至让出股份，堪称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最终，联邦以其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对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进行了约束和转变。一些联邦的原始“老板”退为部门副总经理，甚至离开经营岗位。在宜家成为瑞典商业全球竞争力的象征之时，比之弱小许多的联邦，在中国本土寻求到做大的道路：整合难以计数的中国机会。品牌连锁加盟，让“联邦”两个字内在的含义更加凸现出来，6个人的联合创业，与中国更为广阔的民间财富、资本和创业的人们打通。这种正在推进的商业同盟，尽管无法与宜家全球的扩展媲美，还是被视之为与宜家模式可以对比的、中国本土家具业做大做强的“联邦方法”。在南方越来越被固化为廉价劳动力竞争的“世界工厂”的原型时，那种创造力的基因，反倒在既得利益中越来越迷失。而追随商业本意所发生的企业革新，让一个破旧仓库起家的家具企业，最终专注于提升中国制造价值链的发现之旅。联邦20年的高度，隐含在创始人的逻辑之中。联邦源于对“现代”的理念，以及对此的执行，其背后是杜泽桦对“现代”概念的朴素体验，这让联邦避开了中国转型期最为通常的依靠权力成长的陷阱。虽然也丧失了借助体制力量做大联邦的机会，但这倒是可以看出杜对于联邦价值观的坚守，显现出其心目中所期待的某种自由企业的原型。

 

　　“商业环境”的思考。孙大午说，他喜欢《基业长青》。理由极其简洁，美国人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有一句话说得好，企业家设计不出百年老店。“我没有想到当年养1000只鸡、500只鸭能有今天！”2005年、孙所创立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也有了20年的历史。大午农牧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容貌平常，如果他脱去西服，可能就是北方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如果登上讲台，面前放上一杯水，开始挥舞手势演讲，孙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所叙述的思想，就很能吸引公众。但柯林斯以美国百年跨国公司为原型所建构的《基业长青》，对于中国才20年的商业史，显然有些太过广阔，而缺乏中国的背景。正如其曾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对于柯林斯而言，美国企业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秩序是不言自明的，那些外部因素一般不被视为企业内部创造力的根源。但在中国，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有时甚至就是企业价值链和竞争力本身。是这个时代中国企业的“异类”，如果不是在2003年SARS肆虐时，一场“牢狱之灾”引爆背后的真相，公众真不敢相信，在中国普遍盛行的政经结合哲学下，还存在如此倔强的企业生存与做大的方式：孙与当地的权力部门矛盾重重，又不肯“勾兑”，所以20年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缺乏金融的支持。当他从“粮食银行”积累的经验，转变为吸收大午集团职工和附近农民的存款时，“牢狱之灾”降临，被指控的罪名是非法集资。这就是震荡一时的“孙大午事件”。媒体曾经记录下这些诗行：“紧紧抓住梦想／梦一旦逝去／生命将如断翼的鸟儿／不再飞翔”，这是孙在被拘押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用英文朗诵的。事情的结局是以双方各让一步而告终，孙也顺利出狱。在这场震惊全国的风波之后，现在的孙大午声称自己正在探讨私企的“君主立宪”制，即解决一个家族制企业如何实现决策权与所有权分开。而在孙的“立宪”中有一个制度：每一次投资总额不能超过全集团所有资产。在2004年末一个企业安全高峰论坛上，孙称，地方政府善待他们。但关于银行的贷款还是没有通路。在那里贷到款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政府背景；一个是与银行的关系。而这两个他都不愿意介入。在风波中，让孙直接获得资本支持的，是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柳不仅在危机时刻发来一份传真声援，其后还借给大午集团1000万。在企业大震荡的岁月，走出牢狱的孙大午提倡乌龟精神。尽管爬得慢，但爬得稳。“为什么你这么着急赚钱？”孙秉持这样的观点，2亿资产的公司已经是不小的公司，不需要太高速的发展。孙代表了一场企业界开始自觉修复企业社会价值的行动。一个方向可能日渐清晰起来，本土企业力量要以明确的政治观念和预期，促使商业环境同步转型。大空间——与先进体系的整合。在联想收购IBM的PC产业引爆海内外热情时，TCL总裁李东生却要亲自出来向蜂拥而来的媒体解释：万明坚为什么“下台”？在中国大企业国际大并购彻底拉开大幕之时，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场景。

 

　　重新想象。之前，万明坚是TCL移动总裁，TCL并购阿尔卡特移动产业后的合资公司TMAP的CEO。在连绵的企业大震荡的波涛中，万因病和业绩不佳“下台”，却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新问题。万明坚以本土手机业的新力量崛起，曾是TCL一面不大不小的旗帜。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万明坚以“英雄主义”般的奋斗，使TCL从彩电转向手机的产业战略转变成功；一方面，在与跨国巨头的一线较量中，万曾思考本土企业的制胜之道，提出“中国制造的智慧化”。万一度触及TCL崛起的那些灵魂性的东西：极度灵活的“机会主义”，职业经理人焕发的企业家精神，对市场操纵到极致的攻击力……尽管，万最终回到《系统战必胜》，这样仿佛类似跨国公司的战略竞争体系，但“个人性格、价值观、手机战略不融于集团……《系统战必胜》一书的油墨还未干透，著者已经谢幕江湖”。在李东生国际大整合的中途，万明坚的出局，是一个并不能称善的信号。而其背后TCL手机随着本土手机产业滑坡，利润大降，这样的事实，让业界对于李东生整合阿尔卡特手机国际性亏损的挑战，更加疑虑重重。此时，谁能堪当大任？但这可能反倒是一个危机之中的契机，让TCL在震荡中，有了吐故纳新的机会。更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回到联想跨国并购，新联想的总部，定于美国纽约，新联想的CEO是史蒂芬沃德，是以拯救蓝色巨人著称的IBM前CEO郭士纳的昔日爱将；而一度为联想少帅的杨元庆成为董事长，“老帅”柳传志则彻底退出。这到底是联想并购了IBM的PC，还是相反？之前，你能够想象这样的联想吗？或者说你能这样想象联想吗？但一夜之间，这些都魔幻般变为现实，柳传志们念念不忘的是联想使命——进入世界500强。对于正在以跨国并购寻求战略突围的中国大企业，这些现象都集中传递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国际化将是一条不归路，中国人可以借此重新想象其在全球竞争版图上的地位，但也必将面对目前难以想象的震荡，甚至颠覆。但中国企业必须开始重新想象。

 

　　终结双面时代。如果说，以一个中国本土企业，来展示正在扩展的国际化与本土模式冲突，所遭遇的戏剧性转折，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应是最为合适的一个人物。在此之前，以极其高明的政经平衡方法，成功改制TCL的李东生，被视为中国企业界突围体制的最具象征性的人物。而跨国并购汤姆逊、阿尔卡特这两个国际企业的弱势产业后，李又被视为本土企业国际化生存大突围的“先锋”，但李此时不得不面对两个极度的价值反差：在国际，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领导的TCL成为中国崛起的大企业，美国《财富》、《时代》杂志，均先后将其列入全球新锐CEO的行列。而在国内，李高明改制TCL，备受质疑，在“郎咸平事件”中更被放大，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企业价值危机的漩涡中心。而在跨国并购整合的中途，李一直力捧的万明坚，最终因业绩和战略方向失误下台，TCL跨国大并购的风险正在展示。所有的目光实际都在盯着，李东生宣称扭亏的18个月的表现。因为，这是最快可以确知的试金石，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大潮，能够走多远？喋喋不休地谈论“改制”，对于国际企业界或许是一个笑话。但在中国体系之下，这就是足以致命的现实。获得转型社会的价值认同，李东生内心其实极度关切。在TCL与阿尔卡特借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正式宣布建立合资公司之时，李东生在北京饭店曾与笔者有一番回应“郎咸平事件”的对话。李自信TCL的改制，各方利益多赢，合理合法，推倒重来不可能。但他对于有关政府部门在“郎咸平事件”中，对国企改革犹疑不定的态度不满，认为应该坚定推行产权改革，尤其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在企业国际大整合的高风险中途，李东生不得不回应本土转型社会价值认同的挑战。那里“清算历史”的氛围正浓。这是一个典型标志。笔者曾经在《双面联想》中，对于20年来，中国能够成长为标杆企业的特质有一个总结：接受强势的标准，既定的游戏规则，再寻找做到最好的方法……他们在现实中的“圣地”是在美国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精神与智慧的圣地，却在中国古典的某一个地方。在前一个圣地，强调掌握标准，或为标准而战；在后一个圣地，强调在中国的环境下，隐忍以行，韬光养晦，以获得最后的成功。这无疑是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彻头彻尾的双面时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挑战，无疑更戏剧化地加剧了这个两面性。柳传志、李东生这些人物孜孜以求，才终有大成，找到了企业成功的方法。纵观联想和TCL崛起的道路颇有共性，在大的策略上，一面，以所谓的“贸工技”，韬光养晦，又以民族自主品牌高举旗帜，公司的使命，往往充满产业报国的恢弘，并以民族强盛和近代史的屈辱作为精神世界的背景；一面，充分利用“国有民营”体制，既分享其所蕴含的发展机会，将计划的利益与市场的利益结合起来，又避开其隐含的可怕陷阱。企业领导人以极其高明的政经哲学，来平衡其间尖锐冲突的分歧，甚至成功使企业“改制”。毫不惊讶的是，这一时期，企业领袖往往更深地吸取东方的智慧。柳、李都研究过“中兴之臣”曾国藩。直至寻找到整体的突围出路，并以跨国并购国际品牌，走上国际化的不归路。但终结一个双面时代的时刻到来了。在正式公布联想并购IBM的PC产业之后，柳传志宣布联想“贸工技”的路线终结。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柳传志坦称：新联想的公司使命中，“产业报国”也不能再提，这已经不能作为凝聚新联想的口号。而是要学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做法，“把全社会全人类以及科技都放进去”。原因很简单：从IBM过来的员工不知道要报效哪个国家？柳传志承认，新联想必须“重新采用一个模子”。而对于柳，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所有的变化，都在显示是IBM的体系正在整合联想，但柳传志在一个中国商业史的双面时代，曾经在中国建立的最具竞争力和价值链的企业体，与其说托管于IBM，不如说，最终被西方源流的现代企业体系所整合。

 

　　“中国共识”的空间。但在一个开始不同于创始人逻辑的变化中，联想这类大企业的魔力是否还能存在？又有什么能取代曾经一直是联想们动力源泉的那些高明的传统和策略呢？这一切正在巨大的不确定的进程之中，即使最近距离的观察，暂时也无法作答。有一个简洁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终要寻找什么？答案是未来的战略支点。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要找到什么？答案同样如此。人们没有失去一份清醒：在所谓国际化的跨国并购中，凸现的是真实的中国企业和国家产业竞争力处境：中国企业所并购的是处于竞争力衰弱的部分；消费电子和PC在全球范围20年以来的残酷竞争，滚落到中国人手中的机会，还是我们的低成本竞争力使然，而背后是中国企业核心的科技和品牌创造力的缺乏。尽管，这依旧没有摆脱世界对于“中国共识”，停留在“后发优势”的那些固定的篇章，但这依旧是一次以现代文明的高度，真正提升“中国崛起”品质的历史机遇。在为并购汤姆逊彩电品牌的TCL动员大会上，李东生曾挥舞着手臂，回到中国痛苦的近现代史，以民族梦为TCL的国际化突破定调、提神。这曾是一个中国企业精神的最后王牌。但它愈是悲壮，就愈让中国人无法跨越自己悲情锁定的历史世界，回到纯粹的企业源流。一年之后，李东生在接受法国总统希拉克授勋之后，才在一篇《走近爱丽舍宫》的日记中，交出另一份有实质意义的答卷：“中国企业中普遍缺乏重视流程及规范的管理意识和变革创新及冒险精神，企业家不习惯接受监管和约束。通过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我们倡导在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同时，要建立流程、规范和制度，这是建立国际化企业，保持公司持续成长的关键所在。在TCL国际化的进程中……思想文化的差异将会成为我们国际化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段足以对应“企业大震荡”根由的小结中，李东生的变化，已历历在目。但在受到法国总统希拉克极其平等的礼遇之后，激动万分的李还是忍不住说出：“回顾中国的历史，只有孔子代表的儒学一直备受尊崇，而科学家和实业家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太多地位。在今天，实业强国已是社会的共识；国家的强大在于经济的强大，而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我们社会应该给企业家更多的尊重和支持，这样才有可能培养更多中国的跨国企业。”这就涉及这个国家政经体系的价值观问题，经济的力量最终能获得多大的权力？在2002年，李东生以其师从曾国藩的传统，曾在十六大之后的中国企业家年会上接受笔者的专访时，警告企业家不要步入社会舞台的中央。对应于企业大震荡的两个冲击波，李的直觉和洞察可谓切中实际。但正如笔者此前曾指出：回到最为紧迫的现实，在全球竞争力的版图上，无论是海尔和华为式的正面交锋，还是TCL、联想式的跨国并购，对于这一波企业领袖而言，只有在这一场交织生存和价值重建的大突围中，.努力赢得胜利，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赢得更真实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在所谓“中国崛起”的上升道路上，贡献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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