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手段，对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实践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认知市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市场失灵时的宏观经济波动，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不断地探索着两者协调配合使用的方法和理论。

 

　　一、1979-1988年总体上“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1979-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实施系列改革措施，使支出连续大幅增长，造成高额财政赤字；银行大幅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面对高赤字、高通胀的威胁，1981年采取了“紧财政松货币”政策。财政压缩当年基建投资，赤字有所降低；银行实行紧中有松政策。1982-1984年又实行了“双松”的配合。由于系列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银行通过实行“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信贷体制，增发货币和贷款。　　1985年实行“双紧”的政策配合。财政采取措施增收节支，当年实现盈余；银行 “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1986-1988年再次实行“双松”的政策配合，财政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这一阶段的10年间，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的变动频繁，出现多次“双松-双紧-双松”的螺旋式循环，经济难以承受。这说明政府对两大政策的认识肤浅，驾驭能力不足，两者总体尚处各自为战阶段，仅有的配合也是“本能”和滞后的，效果也较差，甚至对经济波动推波助澜。这一时期的教训启示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必须的；两大政策的运用应相机抉择，但须相对稳定；政策的前瞻性和时效性非常重要。

 

　　二、1989-1997年总体上“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实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紧”配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1990-1993年实行“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财政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致使赤字大幅增加，通胀率达21.7%。1994-1997年，再次实行“双紧”配合，财政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金融严控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定期收回乱拆借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最终实现了“软着陆”。

 

　　这一阶段在我国宏观调控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取得巨大提高，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措施开始多样化，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支农支出来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中的利率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改变了以前主要依靠货币发行和控制贷款规模调节经济运行的简单模式；国债发行作为两大政策的结合点开始出现，使得两大政策的运作空间大大拓展。

 

　　三、1998-2002年积极财政与稳健趋松货币政策

 

　　1998年，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与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并积极引导社会投资；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1998年下半年中央又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国有商业银行增加1000亿元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提高职工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等。

 

　　这一阶段实行的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府运用两大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趋于成熟，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已基本形成。这一时期两大政策的实施，既有总量和结构调控措施上的协调，又有间接和直接调控手段上的组合搭配。在总量方面，两大政策同向松动；在结构方面，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对象结构的优化同信贷投入结构的调整并行不悖；在手段方面，政策性支出、信贷规模、外汇管制等直接调控工具与税收、利率、准备金率等间接调控工具互融互补。

 

　　四、2003-2004年“松财政紧货币”政策配合

 

　　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金融机构贷款大幅增加。2003年下半年，央行加大票据的发行力度，力图收回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压缩货币信贷量过快增长的态势，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8月23日，央行被迫给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7%。综观2003年货币政策实施的全过程，无论央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采取回购方式和发行央行票据，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已使货币政策实际走向紧缩；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

 

　　本文之所以把这两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不仅仅是因为我国政府主动采取了松紧搭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两大政策冲突的现象：一是以增发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的过度增加；二是趋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影响了国债的发行；三是作为连接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国债，在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四是财政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不清，影响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对形成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五、2005-2006年“双稳健”政策配合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看，2001—2002年平均增长13%，而2003—2005年则平均增长26.7%，2006年1季度同比又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4.9个百分点。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必然对过热的投资形成“火上浇油”之势，为抑制投资过热，防止物价全面上涨，应实施稳健趋紧的货币政策。2004年3--4月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基准利率，但农村金融机构除外（体现了中央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保证农民增收致富的政策意图）；银监会要求金融机构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加强贷款的风险管理。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部长金人庆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解释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都强调，2006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用好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认真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各项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加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双稳健”政策的提出和灵活运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协调机制已经形成，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明显提高，面对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艺术趋于成熟，。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一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互相配合，以实现总量调控的最佳效果，是对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来源：集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