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走过了两年多时间的中国股市的大牛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在10月16日上海股市创出了6124.04点的历史新高后，股价指数就开始震荡走低，在进入10月下旬以后，市场更是出现了加速下跌的趋势。而在上周，上证指数更是大跌8%，创九年来中国股市的最大周跌幅。从6124.04点跌至 5315.54点，大盘下跌点数为808.50点，跌幅为13.2%，远低于“5.30”时的最大下跌930.77点和21.47%的幅度，但是如果把市场内外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那么现在的市场就面临着远比“5.30”时更为严峻的客观形势。

 

　　首先，次级债危机出现了全面爆发和恶性发展的趋势，花旗银行等一批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亏损，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蔓延。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欧美股市出现了持续的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最近一个月内连续震荡下行，先后出现了两次360多点的暴跌和两次200多点的暴跌，这在国际股市的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不能排除美国的次级债危机正在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化，也不能排除美国股市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股市会受到国际股市什么样的影响，是需要认真观察与严肃面对的问题，市场各方与决策各方对此都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10月下旬以后，中国股市进入了连续四个月的重大政治事件真空期，在这种背景下，对市场估值的担心导致决策层对股市走势开始进行干预，开放式基金全面停止发行，48家基金暂停一切申购，社保基金开始全面和大幅减仓，基金买卖股票的数量与品种也受到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限制、干预和影响，这对股市运行无疑是釜底抽薪,也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市场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调整幅度和调整时间就完全掌握在决策层手中而不是由市场自身决定。就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市场的扩容有增无减，大小非的解禁正面临历史高峰，资金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出现决策失误，导致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开放式基金全面、持续和大规模减仓，那么市场就可能面临崩盘的生死考验。开放式基金的市值暴跌已经引起投资者的极大关注，一旦这种趋势引起大规模的赎回倾向，市场就可能出现资金运动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与国际股市暴跌的叠加效应会给中国股市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影响，应当也必须引起政府与决策层的严重关注与持续关注。

 

　　再次，管理层通过控制市场资金来调节股市走势，就意味着行政权力已经成为市场变化的最主要决定力量。这一轮的政策调节与“5.30”的最大不同在于： “5.30”时全球股市都处于上涨的过程中，而这一轮的政策调节则处于全球股市的暴跌过程中；“5.30”时中国股市正处于相对低位，市场对发展前景的认识比较一致，而这一轮的政策调节则发生在市场的相对高位，市场对估值的分歧在明显加大；“5.30”时公募基金还没有成为市场的绝对主力，因而也不能完全左右市场走势，而这一轮的政策调节是在公募基金重仓持有权重股、管理层握有制约公募基金全面手段的情况下发生的；“5.30”调节股市的政策是一次性的并且是可以估量也可以预期的，而这一轮的政策调节则是持续性的并且是很难估量也很难把握的。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因而面对突发而来的政策调节，市场预期就更无法清晰，市场走势就更难以把握，市场就会更加彻彻底底地沦为“政策市”，两年多来的股权分置改革成果与市场化趋势也就更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重大逆转。

 

　　对于今年第四季度的中国股市，我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股市政策可能出现的反复和变化有着很强和很深的戒备。9月23日，我就向市场发出了“四季度将面对牛市大考”的警示，并且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谈话，向投资者提示市场风险。尽管如此，现阶段市场面临的严峻形势还是超出了我的估计和预想，市场正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和更严峻的状况。管理层在市场创出历史新高、国际股市出现重大转折时对中国股市抽刀断水，其负面影响实在难以估量。股市的下一步走势不但要看周边股市的状况，更取决于现行的股市政策能不能进行市场化方向的矫正与改变。如果政府与管理层不能审时度势，继续走行政化调控市场的老路，那么在中国股市的周边环境正在发生逆转性变化的情况下，市场自身的风险就会被成倍放大，市场乃至整个社会都不愿意看到的股市重大波折也就难以避免。（来源：东方财富网作者：韩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