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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困在工厂里

导读 《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说:“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
《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说:“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困于工厂,我们就不得不开始思考,是什么样的行为以及心理动机,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近乎唯一的选择——进厂。

疫情解封后,很多人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能够增加自身的收入,更迫切一点说,渴望年后的收入能够更高,但和传统宏大叙事不同的是,一些人的收入并没有疫情期间的高,甚至相反,他们的收入还下降了。

看着新闻里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出国抢订单,阿昆不由发出感叹,“为什么我们工厂的订单反而下降了?”

阿昆所在的工厂不大不小,算是一家中型工厂员工有数千人,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的芯片,据说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

前些年阿昆刚进去的时候对我说,这家工厂的待遇很好,甚至比富士康还要好上许多,一年有五天年假,唯一的缺点是三班倒,按件计工资,和传统的加班制有些许的不同。

工厂里有许多老员工,阿昆说。

最长年限的老员工都干了七八年了,他们工资很高,哪怕是一个月休息八天,月收入也有七八千,公司还给买五险一金,简直是“养老”的最佳去处。

这是阿昆对这家工厂的最初印象。

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里,虽然局势普遍艰难,但阿昆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因为芯片短缺的问题,反而订单生意不错,疫情促使消费业萧条,但制造业似乎并不受宏观疫情的影响,很多工厂的芯片订单暴增,这促使工厂招工,提升福利待遇,流水线运转不停,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但在今年,世界各地几乎都普遍解封共存的情况下,制造业突然面临了萧条。

没来由的,阿昆今年的工厂几乎停发了一切福利待遇。

没有年假、没有全勤奖、没有额外的加班计件,阿昆说,现在算下来,自己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两千块左右,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两千块应该还是不止的,至少还是有三千块钱,但这和去年相比,收入少了不止一点半点。

收入同样锐减的,还不止阿昆所在的芯片制造工厂。

过去富士康一直以来被视为国内制造业的天花板,富士康巅峰时期在大陆有上百万的员工,哪怕是现在也有八十万的员工,这意味着八十万个家庭,包括周边的产业,间接养活了数千万人。

但就是富士康这样一个龙头标杆企业,也面临着订单锐减的困境。

最早的迹象发生在去年春节前,成都富士康先是给一部分员工放了长达一个月的“假期”,随后订单开始锐减,目前成都富士康招人每天名额有限,应聘者需要早早地到招募中心集合,去晚了名额就被用尽,只能等待第二天。

不仅招聘人员下降,在加班方面,富士康也比过去少了不少。

这对那些习惯于工厂工作环境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局。

当越来越多的声音在高喊着内卷竞争的时候,对于那些学历一般、能力一般、竞争不强的人而言,工厂或许是他们唯一能够躺平的最后角落。

在这里,没有高强度的竞争、同事之间大概率也不会内卷、工厂没有抢业绩,每个人做多少自己得不少,不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更不存在升职通道堵塞的问题,在工厂只有繁忙的工作,以及工作之余的闲情逸致。

和外部环境激烈的内卷竞争不同的是,工厂里的员工更像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竞争,虽然上班时间也足够长,但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下班之后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工厂的工作环境,对于习惯于工厂的年轻人来说,这里不会有竞争的压力,不会有比较的压力,外界的一切焦虑,似乎都和工厂无缘,这里只有谈情说爱,聊不完的话题,以及各种嬉笑怒骂。

当这个世界在不断告诉我们要努力奔跑的时候,当外界的压力源源不断通过比较刺激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工厂,这里都是“叼毛”和“美女”,这里“众生平等。

但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最后的“世外桃源”,可能也不再是安宁的乐土。

因疫情导致的芯片短缺正在好转,随着智能机的市场下滑,就连苹果也史无前例地宣布了最新款苹果手机的降价促销。

这对于依赖电子消费的制造业工厂来说,坏消息并没有随着新冠病毒的开放而好转,反而一切变得更糟了。

这是一场需要和时间赛跑的持久战。

对于阿昆来说,他依然还没有想好自己能否度过这场危机,阿昆希望在可见的时间里,工厂的订单恢复到以往的产量,这样自己的收入至少能够跟得上自己的开销水平。

而对于更多希望进入富士康大厂的员工来说,他们迫切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家趋于稳定的工作和可预期的收入,而这样的工作只能够在工厂里才会有。

他们没有足够高的能力和学历去考公,而目前他们所能够想到的最稳定的工作,那就是待在工厂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在眼下,时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在时代的宏观叙事下,每一个年轻人都以为自己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前提是只要他们足够努力。

但在踏入社会之后,这些年轻人渐渐发现,尽管自己已经那么努力了,每天上班工作长达12个小时,每周只休息一天,但这种身体层面的努力依然无法使他们摆脱物质依赖,而能力上的努力又被学历所限制。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于外卖、网约车的时候,依然还有一部分年轻人,继续坚守在工厂里,维系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区域,并在那个舒适区中生活、吃饭、工作。

一个“世界工厂”的称号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坚守岗位所换来的结果。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口全球,这帮助了我们的就业人口,也让经济数据一片向好。

但随着我们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威力开始显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阵痛困扰着每一个年轻人。

每个人都希望在疫情三年后,情况有所变化。

这种变化也的确出现了,但却朝着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向开始转变。

迷茫和未知,就如同宏观经济的前景一样,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场巨大的突变,而在这种变化中能够独善其身的,可能寥寥无几。

就业关乎着一个人的基本收入,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收入永远维持不变,每个人都对经济体的未来持有相当大的信心,但具体到个人,这种信心就变成了一种近乎梦幻般的泡影。

在时代的巨轮面前,个人的意义被无限搁置,宏大的叙事主流、正确,却几乎没有个人的位置。

他们习惯了工厂的流水线般生活,枯燥却又不乏精彩。

但现在,他们却又困在工厂里,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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